为何《易经》在中国文化中具有最高地位（下）
来源:大易策划作者:大易策划时间:2015-01-04点击:1927
为何《易经》在中国文化中具有最高地位（上）（四）形而上与形而下的统一
在近代，形而上学原指哲学，后来被用来专指一种与辩证法相对立的世界观、方法论。在中国古代，“形而上”指一种世界观、宇宙观，也就是说，任何一种关于世界与社会总体看法f学说，都是“形而上”；而且，中国古代的大多数字宙观都是辩证的，这与当代对“形而上”的理解有着很大的不同。“形而下”指自然实物、自然现象、社会万象，其最早的含义正在《易传》中：“是故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举而错之天下谓之事业。”也就是说，《易经》不仅是一种宇宙观，而且是一种能够指导人们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圣书。《系辞》说，“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精气为物，游魂为变，是故知鬼神之情状。与天地相似，故不违。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故不过。旁行而不流，乐天知命，故不忧。安土敦乎仁，故能爱。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就是说，学好了《易经》，无论幽明、鬼神、万物之本理，无所不明。这些都是形而上的功用与范围。
《易经》提供了全面的形而上体系。就六经来讲，“《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分。”（《庄子•天下》）司马迁则认为：“《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明义。”（《史记•太史公自序》）就儒家系统的哲学来说，除《易经》外的四书五经；基本上都是偏重于对某一方面的论述，缺乏对宇宙观、世界观的全面论述，这使得它们的理论缺乏一种本体论的根基，逻辑的力量淡薄。如果拿它们与同时代的其他一些学派的思想相比，这种先天的缺撼就非常的明显。道家高深的哲学体系，法家严谨的论述，名家的逻辑思维，都是儒家所无法比拟的。也就是说，如果儒家提供不出一套全面深刻的宇宙观、世界观，它的理论就会先天不足，而统治者为了统治的需要，绝不会把这种有缺憾的理论当成统治的理论根基。宗教理论虽然荒谬，但它却有严格的宇宙观和世界观，其他古代文化体系之所以采用宗教为根本的指导思想，其原因正在于此。中国文化本来就是一种以实用理性为主的文化，本体意识先天薄弱，这就使得儒家为自己寻找一种宇宙观、世界观的理论根基显得最为迫切，而能为儒家思想提供理论根基的只有《易经》。特别是《易传》，它在全面吸收春秋时代百家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一套完整、深刻、全面的宇宙观、世界观，中国文化史上的任何经典都无法与之媲美。它将儒家思想上升到一个无与伦比的高度，这样一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现实中，都顺理成章了。
但是人不能生活在真空里，更不能仅仅靠理论来生活，而是应该参与改造自然、社会。日常生活，是人生的最重要活动，这些事怎么做呢？
《系辞》中说“伏牺氏没，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宋，耒耨之利以教天下，盖取诸益。日中为市一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盖取诸噬嗑。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是以自天佑之，吉无不利。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坤。刳木为舟，剡木为楫。舟楫之利，以济不通，致远以利天下，盖取诸涣。服牛乘马，引重致远以利天下，盖取诸随。重门击柝以待暴客，盖取诸豫。断木为杵，掘地为臼，臼杵之利，万民以济，盖取诸小过。弦木为弧，剡木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盖取诸睽。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上栋下宇，以待风雨，盖取诸大壮。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树，丧期无数，后世圣人易之以棺椁，盖取诸大过。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盖取诸央。”
可见，人间所需用的一切“形而下”的东西都可以从《易经》六十四卦中导出。也就是说，《易经》不仅对大文化（为中国的专制提供理论基础的意识形态文化）、小文化（非意识形态文化，包括民俗与社会心理等）有影响，而且对中国传统的天文学、数学、历法学、音律学、医学、农学、化学1、物理学等具体的技术科学，也都有非常大的影响。它从根本上决定了传统中国自然科学的思维方式、科学范式、主题与内容，并由此形成了完全不同于西方的象科学体系，从而为人类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认识宇宙的科学体系，避免了西方质科学体系的片面化，使得人类可以更准确地认识与顺应宇宙、社会与人类自身。这是典型的形而上与形而下的统一，“是故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变，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易经》，足可称得上是一部空前绝后的包罗万象的百科全书。
（五）有限与无限的统一
从宇宙观的角度讲，宇宙是无限的，而人类是有限的存在。所以，人类先天地面临一个似乎不能解决的问题——有限如何认识无限。东西方的学者都承认，语言本身不能最终把握宇宙，正是所谓的“智者不言”。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庄子采用了重言、卮言、寓言等模糊语言，禅宗采用了行为语言与身体语言，但这些还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只有《易经》采用了符号语言与文字语言相结合的方式，才在最大程度地实现了对宇宙的准确把握。
从时间维度看，符号既是历史性的又是共时性的。《易经》的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太极两仪等符号，虽然是一种历史性的产物，但它又可以超越历史时代的限制，适用于任何历史时代。所以，《易经》的符号体系本身既是静态的又是动态的，“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符号体系的运动即是对宇宙运动的准确模拟，“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
从空间维度看，《易经》的结构是一种有限无边的结构。《易经》只有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这是一种严格的定量化，也就是有限。卦爻数是否可以任意扩大？不可以。虽然汉代的扬雄发明了八十一卦，宋代的司马光也做过此类尝试，但实践证明都不成功。
有限的六十四卦如何模拟无限丰富的宇宙？一种方法是通过对卦爻所代表的象进行无限外推，从而逼近无限。如乾卦，最初只有几十种卦象，发展到汉代，出现了近二百种，到了现代，更是多达三百余种。另一种方法是通过卦爻之间的反复运动，如消息卦、各种卦变等，来实现无限。因为宇宙万事万物，虽然干变万化，但却可以归为一些相对固定的模式，卦爻的运动正好解决了这个问题。而且宇宙从本质上讲，是一种大尺度时空结构的无限循环，这就使得《易经》用有限模拟无限成为了可能。这与爱因斯坦的有限无边宇宙结构很类似，也是一种典型的封闭与开放的统一。
（六）一元与多元的统一
西方文化是一种二元对立式思维模式，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文明、身体与灵魂、物质与精神、此岸与彼岸、经验与先验等都是对立的。前面列举的西方文明的六大危机，就与这种二元思维模式关系颇大。《易经》的思维模式却是一元与多元的统一，“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生万物。”让我们看一下易之三义——变易、简易、不易，宇宙本身“周流六虚、唯变所适”，“神无方而易无体”，“阴阳不测之谓神”，变是多元的，也是无限的。但是，这种无限的变化却是简易的，是完全可以被人类掌握的，这就是宇宙的不易之性，也就是太极的无限反复运动。坚持？这种思维模式就可以让我们彻底摆脱二元思维模式所带来的六大危机，从而达到“首出庶物，万国成宁，保合太和”的“天入合一”的最高境界。” 在先秦典籍中，只有《易经》为儒、道两家所共尊——儒家尊之为六经之首，道家尊之为三玄之一。汉以后，儒家说理更是几乎没有不依据《易经》的。董仲舒根据易理建构了天人感应、阴阳五行的儒家系统；北宋五子的代表作几乎全是解易之作；南宋朱熹、陆九渊，以及明清之际的大儒黄宗羲等对易理均有发挥。
可以说，《易经》与四书共同构成了儒家的两大元典系统。汉代的道家著作如《淮南子》以及《老子指归》等，都与《易经》有一定关系。而兼综儒道的东汉学者扬雄，其著作《太玄》也是“易”与“道”融合的产物，从《周易参同契》开始，道教与易的关系更为密切。直到今天，关于中华文化主干问题的大论争中，《易经》仍然是儒道两家争抢的对象。儒家主干论者坚持《易》归儒家的传统，道家主干论者则抛出不少《易》属道家的理由。一本《易经》被两派争来夺去，在文化史上也算上奇观了。
这就是《易经》的独特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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